弦歌二十载，奋楫向未来。2026年是兰州城市学院升本二十周年，为回望办学历程、凝聚校友力量，信息工程学院根据学校开展“我与母校的故事”征文活动要求，积极邀请校友撰写了多篇文章。现开设“升本廿年·校友述年华”专栏，编发校友们的真挚心声与成长故事。这些文字既是对母校的深情告白，更是对城院精神的生动诠释，愿各位校友初心不改、前程似锦，常回母校看看；愿全院师生以校友为榜样，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共同谱写兰州城市学院信息工程学院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如今，我依然感到自由。而这份自由的起点应该从何追溯？

毕业后的8年间，自在地穿梭于不同的大学之间，体验着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校园文化，接触着不同地域气质的人群，而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处，我来去如风，什么都不带走，什么也不留下。回想起来，从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十年当中，我的世界观和对人生的价值排序发生不小的变化，曾经对于未来的那一团模糊景象，如今真实地存在于每一天的日常之中。

时间的流速并非总是均匀的，许多记忆常常被藏进历史的褶皱里。因此，我习惯不断回望来时的路。每当我开始讲述或书写这个关于“我”的故事，某一段时光便会被重新拉长。有趣的是，在不同的境遇中，我们讲述自身故事的方式也会随之改变；而一个人如何回望、整理并叙述自己的历史，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他将以怎样的姿态走向未来。

对今天的我而言，这个故事的主题是——自由。

尽管我时常将自己定位成一个角落的过客，只是体验然后离开，但如果有某个地方在我身上留下过深深印记，那大概就是大西北。

时间回到2014年的夏末。我第一次独自坐上长途火车，车窗像一面缓慢推进的画框。最初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绿，田野、树木、远山层层叠叠，仿佛空气里都带着湿润的生机。渐渐地，这抹绿开始褪去，变得稀疏而浅淡，夹杂着裸露的土地，像是季节在不动声色地退场。再往前，绿色彻底让位于枯黄，草色干燥，风一吹便有种沙沙的寂静。直到最后，窗外只剩下广袤的戈壁，黄土与碎石铺展到天际，颜色单一却辽阔，像时间被拉长，静默而苍凉。

后来，我背着行囊独自走过西北的许多角落，但始终无法摆脱它给我的第一印象——并非凄凉，而是辽阔和苍茫，带着一丝孤寂。我深深沾染了这样的气质，走向世界的东南西北。

（作者拍摄于德令哈）

到学校的时候，正好赶上晚饭。学长带我去吃了一碗羊肉面片，热气腾腾地端上来，碗大得几乎像个小盆，汤面上漂着油花和葱花，羊肉的香气一下子扑了过来。那大概就是西北给我的第二印象——豪爽、扎实，连一碗面都带着不容拒绝的分量。相比起家乡湖北的小碗热干面，我盯着眼前这碗面片看了快一分钟，才鼓起勇气拿起筷子。可惜最后只吃了三分之一就败下阵来。没想到四年后离校时，我竟已经能一个人安安稳稳地吃下一整碗。

大一是四年里最新鲜的日子。课业还不算难，虽然课程不少，但和高中紧绷的学习强度相比，大学的节奏几乎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一切都相对自由。面对纷繁热闹的社团招新，当时的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简单的原则：不去学生会，其他都凭兴趣。最后转了一圈，只是坚定地在记者团报名表中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就结束了“百团大战”。此后的几年，这里就成了我大学生活的主阵地。

在记者团的第一年，正赶上新媒体快速兴起。对我们来说，很多工作都几乎是从零开始：创建学校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摸索推送的栏目设置、排版风格和更新频率，也一点点建立起日常运营的流程。我们要提前收集校园新闻线索，联系活动负责人，带着相机和录音笔去现场采访；活动结束后，又要整理录音、筛选照片、撰写稿件，再反复修改标题、导语和配图说明。为了赶一篇推送，常常要在宿舍熄灯前对着电脑改到最后一刻，当时担任记者团负责老师的许老师和宋老师也总是在新内容发布之前陪我们加班到最后一刻。

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文字并不只是课堂作文里的表达，它也可以是一种记录现场、连接他人、参与学校生活的方式。每一次采访、拍照、编辑和发布，都让我离这所学校更近了一点。

后来，我在记者团里承担的工作越来越多，也开始尝试在官微上策划新的栏目。除了完成常规的校园新闻报道，我们还需要不断生产更新鲜、更有趣、也更贴近学生生活的内容，让同学们愿意订阅转发这个刚起步的学校官微。

为了找到合适的选题，我常常在学校内外搜罗各种有意思的人和事。这个过程意外地扩大了我的交友圈，也让我结识了许多“神奇”的人：坚持跑马拉松的同学、兰州的跑酷达人、拍摄纪录片的校友……他们原本只是校园里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却因为一次采访、一篇稿件，变成了我记忆里非常鲜活的面孔。

其中让我印象很深的一次尝试，是我和两位学妹一起在微信公众号上策划了一个音频栏目。我们每周上线一期校园故事，从选题、脚本、录音到剪辑、配图和推送文案，几乎都要自己摸索。两位主播同学的声音很有辨识度，配合也非常默契，常常能把一个普通的校园故事讲得温柔又生动。后来，我们还把节目同步到了网易云音乐电台，并意外收获了一些订阅。现在回想起来，那大概就是我最早接触的“初代播客”。

有趣的是，很多年后，当我开始做自己的个人播客时，还特意请来了当年的主播之一——思远学妹，一起录了一期节目。那一刻我忽然发现，大学里那些看似偶然的尝试，并没有真的结束，而是在很久以后，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了我的生活里。

十八九岁的时候，身上有使不完的牛劲，总想干点什么，再干点什么，直到把精力散完才肯罢休。白天在新闻中心，常常一忙就是一整天，准备新媒体素材，写稿，跑校园新闻，整理采访，学业自然常常拖到最后，总是半夜在宿舍点着台灯写高数作业，抓耳挠腮，做不出来誓不罢休。

说起学习，我绝不是一个典型的“考试型选手”，也很难适应那种体制内高度固定的学习节奏：上课、写作业、考试，再上课、再写作业、再考试，如此循环往复。小学到高中，我几乎都是紧赶慢赶、糊里糊涂地往前走，像是一直吊着一口气，才好歹把自己送进了大学。

可没想到，到了大学以后，学习反而变得顺手起来。前两年我总是在杂七杂八的事情里打转，真正坐下来学习的时间并不算多。可奇怪的是，我却从未在学业上感到太大的阻碍。偶尔从一堆事务中抽出空来读书、复习、完成作业，反倒能很快进入状态，甚至有一种如鱼得水的轻松感。

只是我有一个毛病，就是没办法听课，尤其抗拒按照课表的要求上课，课表上显示的课，我宁可呆在图书馆自学同一门课，也不愿意去听讲，实在躲不过去的课大概率也是在课上睡觉。但我的课表上没有的课，我却常常出勤率满分。记得我们当时的学院书记是一位经济学的老师，他开设的《世界经济概述》——或许是叫这个名字——我几乎一节没落地听完了一整学期。我就这样随心所欲地按照我自己的课表学习。

因此我的大学生活也是有“污点”的，大一因为长期翘课，而被当时的班主任撤销了学习委员职务。但所幸，我遇到的大部分老师都不和我计较，甚至在某节线性代数课后，我单独找到任课老师说明我的情况，小心询问我是否可以不考察我的出勤，但保证期末考到85分以上，老师认真听了我对自己的大学规划，开明且爽快的同意了我的请求。学期末，我竟拿到了线性代数课程的最高分，真是让人惊喜。

自此，我似乎得到了学习的自由。没有工作安排的时候，我几乎都泡在图书馆，迎接大学里一项又一项的考试，就像闯关游戏一般。直到迎来最后一个考试关卡——考研。

而关于考研的决定，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坚定的选择。

大三上学期，我几乎都在为大四找一份好实习积攒经验，努力去“制造”项目经历，希望将来能进一家好厂，拿一份不错的薪水。转折出现在和系主任任老师的一次偶然对话之后。那天我已经记不起是去教师办公室办理什么手续，恰好碰见任老师。他像往常一样问我，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考研。此前我已经拒绝过许多次，可那一次，我却突然动摇了：为什么不呢？

也许是因为那段时间刚刚完成了一个小型系统的搭建，兴奋感很快过去之后，心里反而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无聊。我开始想象未来的工作：开发一个又一个类似的系统，维护、修bug、上线、再维护，然后上班、下班，如此循环。明明还没有真正开始，我却已经提前感到了一种疲惫和厌烦。

那天从办公室出来后，我很快做出了决定——考研。可那时已经是五月，我还在准备英语六级，留给备考的时间其实非常紧张。于是我一边告诉自己“考不上就算了，大不了明年再去找工作”，一边暂时收起简历，重新翻出了专业书和高数。

考完英语六级之后，我还去参加了一个很早之前就报名的与留守儿童陪伴相关的公益夏令营。等夏令营结束，回到学校正式开始准备数学和专业课时，已经是七月下旬，距离考研只剩下五个月。

五个月一晃而过，备考的日子总是单调重复，但相比起高考前，心态上倒是非常轻松的。结果出来谈不上考得好，也没有特别差，总归是有个学上了。接下去的求学虽说不是顺风顺水，但也算得上幸运，总能在关键时刻擦线通过，一步一个脚印地爬台阶，累了就歇会儿，有力气了再接着爬。在摆脱了应试教育之后，我似乎真正获得了学习的自由。

大学生活的两条主线讲完了，但当我回过头去整理这段关于“我”的历史时，发现最让我感到自在、也最有生命力的，其实是那些零散却鲜活的支线“副本”。它们并不总是完整的，有的草草收场，有的甚至只尝试了一两天就中途放弃，看起来有些“烂尾”。可正是这些看似不连贯的经历，一点点拼接出我是谁、我能和怎样的人共事、以及我可能适合走向哪里。

除了记者团的工作，我几乎抓住了一切可以触及的新鲜事物。那种状态，很像一个长期饥饿的人，在看到食物时本能地伸手去抓。成长于一个节奏单一的小城，我常觉得自己像是“营养不良”的人，面对更丰富的世界，总是下意识地想多尝一点、多试一点。我渴望去经历不同的生活，去靠近各种各样的职业想象，于是不断在所能接触到的事物上伸出枝桠，有的浅尝辄止，有的却不知不觉长出了盘根错节的延伸。

细数下来，这几年至少尝试过十几种不同方向——

大一刚入学，我被选为迎新晚会的主持人，第一次穿上礼服和高跟鞋，站在聚光灯下，紧张却又兴奋地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后来参加辩论队选拔，进入院辩论队，在四辩的位置上打了两年比赛，学着在短时间内整理逻辑、回应质询、完成结辩。大二时，我偶然得知枫林剧社正在为新剧招募演员。没有任何演出经验的我硬着头皮报了名，没想到竟被选为剧目《共产党宣言》的女主 B 角。虽然最后因为演出场次调整，B 角没能真正登台，但我仍完整体验了一遍剧场排演生活：围读剧本、记走位、对台词、等排练，一点点感受话剧的魅力。后来，因为记者团的一次采访任务，我受到纪录片导演金朝辉校友的赏识，被邀请参与剧本创作。只是最后由于课业安排，没能一同去崆峒山参与拍摄，至今想来仍有些遗憾。

当然，专业内的活动我也尽量参加：程序设计大赛、数学建模大赛，以及各种项目实践。也因为在记者团时对新闻学产生兴趣，我报名学习了第二专业；又因为看日剧入迷，顺手开始学日语。校外的活动也没有闲着。我去教培机构当过老师，在公益组织参与过留守儿童陪伴相关的活动，背着包穷游中国，甚至还到学校门口的小饭馆端过盘子……

用如今互联网的话说，那几年的我，妥妥称得上是“高精力人群”。以上大部分事情做得并不深入，有些甚至只是短暂地“路过”，但每一次进入一种新的情境，我都在学习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

也正因为这些探索，我结识了许多原本不会相遇的人：踢球的人、写诗的人、凌晨还在排练的人、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一天的人、大凉山支教的人、全世界旅居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兴趣选择，悄然拓宽了我对“可能性”的理解。

某种意义上，这四年成了我人生中最开放的一段时间。我从未被某一种固有路径束缚，自由自在地探索各种可能性，在不断试探中确认边界、修正方向。这几年就像是我的人生综合教育期，是比课堂更重要的学校，而我主修的就是一种对世界保持好奇、不轻易给自己下定义的能力。

这就是如今的我，想要讲述的那个关于“我”在初初成人之际的故事。在故事里，我有意隐去了许多曾经对我而言无比重要的细节，因为它们早已不再构成我当下的人生课题。如果是在几年前，这个故事大概会被讲得更加曲折、更加孤独，也更强调那些不易与挣扎，更突出个人的努力与对抗，像一个从低处出发、一路艰难向上的成长故事。而现在，当我重新回望时，叙述的方式悄然改变了。那些曾经被反复放大的艰难，被安放回了更广阔的时间里，成为关于“我”的历史长河中的一点星光，但不再闪耀。

时间拉回到十年后的今天，我没能把以上任何一项探索作为我的职业，发展出一番成就。经历了这几年的广泛涉猎之后，我多少有些失落，因为既没有发现自己拥有某种过人的才能，也没有感受到对某个领域绝对的热爱。但在这一路的蜿蜒崎岖中，我邂逅了千奇百怪的人物，也体验到了世界之大，人的活法竟是千种万种，这在我过去的生活经验中是难以想象的。在互联网世界还没有开始鼓吹“人生是旷野”之时，我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就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如今再回看二十岁左右的日子，我很羡慕当初那种轻盈。那时的每一个转身、每一个决定，都是轻飘飘的，不必承受太多重量，也没有“如果不这样做就完蛋了”的恐惧。只是去做事，不停地做事，去做那些从未做过的事，并不急着证明什么，也不必抱着功成名就的期待。

在这样的生活里，我率真而积极地吸收了各色各样的东西。一个曾经毫无顾忌地体验过这种轻盈的人，很难在往后的人生中彻底背上沉重的枷锁。因为他早已在心里生出某种笃定：既然已经行至此地而毫发无损，那就大胆往前走吧，说想说的话，做想做的事，今后即便千难万险，大概也能对付过去。

感谢当年那个步履不停、对世界充满好奇的自己，也感谢母校曾为我提供过伸展枝桠的空间。它让我明白，人生不必总是执着于他人的目光，也不必永远沿着社会默认的轨道前行。这也让今天的我在每一次选择中，拥有了更多遵从内心、追寻自由的底气，我本着向前看的态度，享受新的人生和由此带来的新鲜刺激。

十年之后，我又会如何讲述今天的故事呢！